中国最北方的南方城市,绝对是它
△ (图/unsplash)
每一个学过高中地理的中国学生,大概都能对“南北方地理分界线在秦岭淮河”这一说法倒背如流。然而这看似清晰的划分在现实面前却模棱两可,在这分界线两边,有些城市摇摇摆摆,不知道属于哪个阵营。
南京,就是是其中极具迷惑性的城市之一。
有网友在中国地图上标出南京所在的32°北纬,惊讶地发现河南信阳与南京在同一个纬度,安徽的合肥甚至比南京还要南,而毫无争议的北方城市西安,居然只比南京更偏北2个纬度。
这座将“南”写入名字的城市,方方面面好像并不同于典型的南方。它说的是江淮官话、吃的有面点面食,古城里故宫、城墙、帝陵一应俱全。
为什么说南京是最北方的南方城市?是什么造就了它如此出挑的北方特质?
六朝古都,帝王之气
一个普通游客攻略南京的第一天,会漫步浪漫的法国梧桐大街,夜游绮丽的秦淮河,打卡精致的园林,然后发出满足的感叹: 不愧是南方的温柔富贵乡啊。
但当你继续在街头游走,印象就会一点点被颠覆:咦?原来南京也有城墙和中轴线?中轴线中间还有个午门?南京怎么还有这么宏大壮观的皇陵?我到底是在北京,西安,还是南京?
如果说南京的A面是温润清秀的南方城市,那么B面则是古朴大气的帝王之城。
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担任过大一统王朝都城的南方城市,长达450年的建都史[1],为南京注入与生俱来的帝王之气。
自东吴开始,东晋、南朝、南唐、明、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都在南京建都,上起三国,下至现代,南京担任国都的历史跨越1700多年[1],中华民族的大起大落可谓一个都没落下。
△ (图/pixabay)
当年诸葛亮初访吴国,就曾发出“钟山龙蟠,石头虎踞,此帝王之宅也”的感慨。
孙权以南京为都建立东吴,虽偏安江南,但目光始终盯着北方,南京都城、宫殿与官署在规模、形制、布局上,都继承着中原都城的传统。
比如说在都城南面设置御道,两侧集中布置**官署,就是继承东汉洛阳和曹魏邺城(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)发展而来的布局。今天南京的中轴线御道街,最早就可以追溯到这个时候。
△南京城墙。(图/pixabay)
幼年时期的南京经过这一通“暴改”,已经初具当时北方都城的模样。
此后的东晋,为了表明自己是正统晋王朝的继续,更是继续朝着北方古都的模样改建。
这一时期效仿邺城,建造横街,与中轴线上的御街形成“T”字形格局,后来一直延续成中国古代都城形制的固定模式[1]。
到了明代,南京终于第一次成为全国统一政权的都城。
这一次,南京不再只是单向接收北方文化的影响,而是借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机,反向进行了一波强势输出。
迁都北京后,明成祖为了加强他夺权后作为正统继承人的地位,并藉此消除元朝旧宫的残留,在营建北京紫禁城宫殿时选择了全面沿袭南京[2]。
《明太宗实录》记载:“初,营建北京,凡庙社,郊祀、坛厂、宫殿、门阙,规制悉如南京,而高敞壮丽过之”[3]。
南北两座宫城可以说是如假包换,不仅建筑布局相似,甚至名字也直接借用:宫城都以午门为正门,东西各开东华门和西华门;中轴线都南起正阳门至玄武门,中轴线东、西是文华殿和武英殿。太庙与社稷坛则分别位于午门的东、西两面[4]。
如果你沿着南京城墙走一走,还能发现正阳门、朝阳门这些熟悉的北京城门名称。
今天你以为是北京独一份的帝都景观,其实600年前的南京就曾经拥有。
△ 南京街景。( 图/pixabay)
可以说,南京城自诞生之日起,就将北方基因融入DNA中,并且在后世不断自我强化,最终发展出成熟的帝都范本,反向影响了北方。
北人南迁,移民之城
抗战胜利后,一帮社会名流曾一度被召集到一起,征选南京的市花。
选来选去不了了之,一位名人打岔说南京的代表不是什么花,而应该是大萝卜[5]。
这之后南京人便有了“大萝卜”这个俗称。虽地处南方,南京人却常被被认为像北方人一样豪爽大气。有点粗线条,满是实心眼,一句“多大事啊”常常挂在嘴边。
今天很多外地人发现,南京可以称得上是长三角包容度最高的城市。
其实,在过去几千年里,南京一直源源不断包容着各地的移民涌入,而这种包容与豪爽,正是南北性格交融碰撞的产物。
在历史上,每当中原王朝遭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,便会撤退到南京,利用长江“天堑”保全自身,以求安宁。
△ 长江中下游地势险要、江面宽阔,被古人视为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 。(图/pixabay)
南京因而成为北方人的避难所。
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,南京或作为政治中心,或作为富庶之地,都是名副其实的重点迁入地。
比如说第一次两晋之交的北人南迁,随着司马氏余脉以南京为都建立东晋,晋朝的宗室贵族、文武大臣、世家豪族都向这个地区迁移[6]。
东晋初年南京居民还只有4万户,经过200多年的发展,到南朝梁武帝时,已经有了28万人,加上没登记的黑户差不多有50万人[1]。
这是北方移民第一次实现对南京的占领。自此,南京就再也没有停下过人口“北方化”的脚步。
唐末安史之乱以及两宋之交“靖康之难”造成一波又一波的北人南迁浪潮[7][8],南京作为东南富庶之地,敞开怀抱接纳了无数北方失意的灵魂和困顿的肉身。
△ 南京地处江南水乡,自然资源丰富,河流湖泊众多,气候条件优越。 (图/unsplash)
到了明朝,南京的人口融合达到新的高峰。
经历过元末战乱,明初南京所剩土著不多,移民充当了首都需要的大量人口补给。
不少移民来自南京周边。比如说**行政机构中,占比最大的是为朱元璋立下汗马功劳的淮西将臣;为了更好地监视和控制,江南豪强富民也都被迁到南京;至于工匠、仓脚夫等,则主要来自江浙和江西饶州等地方。
但对南京影响最大的,还属军队的入迁。
作为京师要地,南京对军队需求量巨大。而明朝奉行特殊的军卫移民政策——要求北方卫所的军人来自南方,南方卫所的军人来自南方。
于是在明洪武年间,整个南京几乎被天南海北的军籍移民占领。人口中南京土著仅占10%,军籍移民占到了70.6%[9]。
纷至沓来的移民浪潮,让南京完成了自己的人口置换。
如果说现在的南京是安徽人的南京,那在历史上,它还曾经是无数北方人的南京。
南北大熔炉
长期的建都历史和北方人口的大量涌入,让南京实现了自内而外的“北方化”。
首先体现在语言上。
南京虽然紧靠苏锡常,但说的话并不是吴侬软语,而是属于北方方言的江淮官话[10]。今天官话与吴语之间的边界,就位于南京的南面和东面[11]。
一个北方人今天在南京旅游,常常能在其中找到熟悉的北方口音,比如说,堪与京腔媲美的儿化音。
南京人说今天、明天、后天,分别是今(zhir)个、明(mer)个、后(her)个,和北京人的今(jinr)个、明(minr)个、后(hour)个如出一辙。
南京童谣里一首“大头宝宝小头拐儿,吃起饭来一大唔(碗)儿,窝起屎来一得儿得儿”,也许能够难倒一片南方人。
△ 南京童谣生动形象、富有地方特色,与生活息息相关。( 图/unsplash)
由于北方人口不断在南京及其周边定居,吴语很早便在南京失去了生存空间。当西晋士族衣冠南渡,在南京的青山绿水间继续使用“洛下之咏”吟诵经典[12],南京话就开始了北方化的历程。
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一些学者研究发现,受北方话影响形成的南京话,曾经还一度享有官话的尊贵地位,甚至成为了后来普通话的基础。
明代南京作为首都,南京话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了当时官话的标准音。随着永乐迁都,大批江淮人口北上,他们说的南京话在北京扎根,很快成为社会主流语言,向外传播。
一直到清朝中后期,南京话的标准音地位才逐渐被北京话取代[13]。而我们今天说的普通话,其实是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的混合体[14]。
这也就能解释,为什么对南北方听众而言,南京话都这么友好易懂。
除了语言,南京的饮食也充分体现出南北融合。
作为享有“苏湖熟,天下足”美誉的传统产稻区,南京同时也是“吃得最北方的南方城市”。“上午老卤面,下午小煮面”,南京甚至被称为“面条之城”。
△ 无论是在清晨的街头巷尾,还是在黄昏的熙攘市集,一碗热腾腾、香气四溢的面条总能吸引南京人的目光。 (图/unsplash)
面食传入南京,首先要感谢北方人不愿将就的胃。毕竟,搬家容易,改变饮食习惯可没有那么简单。
南宋初年,由于喜欢面食的北方人陡然增加,在江南地区小麦一时间成为稀缺粮食,一斛麦竟卖至万二千钱。
面食得以在南京地区推广种植,还要感谢北方贡献的充足劳动力。
为了满足需求,朝廷多次下诏,劝百姓们多多种麦。1180年,孝宗皇帝“复诏两浙、江、淮、湖南、京西路帅、漕臣督守令劝民种麦,务要增广”,且“自是每岁如之”。
北方移民的辛勤耕耘,让稻麦复种和小麦量产成为可能[15]。
在清代历史文献记载中,江苏地区共有88种面食,虽不及北方面食大省,但在南方也是数一数二。其中面条就有31例,高于其他任何种类[16]。
从那些筋道的面条和浓香的浇头里,也许还能品尝出古早的北方味道。
饮食上另一个让人联想到北方的,是南京人酷爱的鸭子。这南京鸭,莫非又是一个北方人带来的饮食习惯?
△人们喜爱南京烤鸭、鸭血粉丝汤、鸭架等美食,没有一只鸭子能“活着”离开南京。( 图/pixabay)
但这一次,故事又来了一个反转。就像故宫和南京话一路北上一样,南京鸭子也随着明代迁都一路向北到了北京。
北京最早的烤鸭店“便宜坊”就由南方人创办于明永乐年间[17],当时的匾额上还冠有“金陵”二字,以示其正统来源[18]。
今天,当我们感叹南京和北方城市,尤其是北京的相似性时,不要忘记,南京一方面确实在不断被“北方化”,但同时,在政权的南北反复、人口的来来往往、语言饮食的交互影响过程中,南京同时也影响着“北方”。
正是这种双向奔赴,才塑造了今天“既南又北”的南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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